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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县法院三维分析危险驾驶罪

  发布时间:2019-01-17 14:26:18


危险驾驶罪作为刑法罪名,顺应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期待,体现了国家法治建设对社会呼声的回应。现实中,醉驾、飙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轮番上演”,深深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也牵引着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思维脉络。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不就是喝酒开车了么,我没撞到人和物,怎么也构成犯罪?”本文结合我院近三年危险驾驶犯罪数据多角度阐述危险驾驶罪,以期进一步明确此罪名之立法用意及社会效果。

    一、我院2016年至2018年危险驾驶案件统计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直观看出,无论是案件数还是案件占比均显示逐年增加,笔者认为原因有很多,比如汽车保有量增加、公安部门加大了查处力度等,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部分人依然抱有侥幸心理,有些甚至明白醉酒驾车的行为不正确,但不懂这种行为何以能上升到刑事高度被处罚。

    二、为何危险驾驶罪能够入刑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缘由

    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根源来看,犯罪的本质来源于社会危害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社会危害性置于极其重要甚至是核心位置。对社会危害性的理解大致分为“事实说”和“属性说”:“事实说”中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给社会造成不利后果的客观事实,例如对我国社会关系实际造成的损害或可能造成的损害等;“属性说”则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的属性,比如指犯罪行为对于某一社会形态中各种利益以及整体利益的危害的特性。因此,危险驾驶罪入罪的缘由是因为是一种“危险犯”,其危险驾驶的行为会将社会中其他利益置于危险的境地。

    (二)危险驾驶罪的性质判断

    犯罪构成模式是依据不同的危害行为而规定的犯罪成立类型。从法益的角度进行分类,犯罪构成模式分为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等四种[1]。危险驾驶罪的刑法条文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依据以上四种模式构成的标准和要求,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模式从宏观上属于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微观上属于抽象危险犯。危险犯根据构成要件所必要的危险程度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是指因为存在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而构成的犯罪,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不必再构成要件中明示,根据立法理由,只要存在构成要件的行为就认为危险存在;而具体危险犯以发生具体危险为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的内容特别需要明确表现出危险的现象[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很多行为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安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可能,这就使得刑法理论构建体系变得急需扩张,鉴于某些预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高危险性而被立法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笔者认为,危险驾驶行为就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观点与大陆法系等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精神一致,如《德国刑法典》第 316 条第 1 款规定:饮用酒或其他麻醉品,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工具,如其未依第 315 条处罚的,处 1 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3]。这一规定就属于抽象的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即在于此危险没有具体的危害对象、尚未达到具体危险,因此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偏重行为的危险,具体危险犯偏重结果的危险。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就构成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

    (三)危险驾驶罪的现实抉择

    任何一种行为不能单纯依托理论而存在,必须有其社会源头和现实依据才能有其合理性。危险驾驶罪的社会根源主要来源于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学者称之为风险社会,而理论基础是风险社会理论[4]。何谓风险社会?纵观各类观点的共同点来看,风险社会具有后果的严重性和发生的低可能性;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社会性的危机状态;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内生性风险,具有人为性等特征。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处于激烈碰撞和摩擦中,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和调整,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不断增多,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新观点、新思维不断冲击着公众的传统认知。危险驾驶罪正是为了应对风险,这成为这一罪名的社会现实来源。风险社会的理论借鉴和社会现实对我国当前的刑法建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刑法理论上,行为的危害性与刑法“关注”和“介入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越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刑法提前介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而造成刑法立法模式由结果本位到行为本位的转向[5]。从风险社会的特征和现实来看,刑事立法型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必等待犯罪实际结果发生再予以规制,在某种行为突破社会公众和法治一般性原则的底线下,刑法可以也应当对该行为对应的权益予以积极保护。从危险驾驶罪的入刑和实施情况来看,刑法的价值除了惩罚犯罪,还应当给予社会公众安全和保护。因此,危险驾驶罪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


[1] 参见柳忠卫:《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构成模式改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2] [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译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158 页

[3] 《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6 页

4  郝艳兵:《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年第 7 期

5  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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