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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设

----以兴隆县人民法院北营房法庭为例

  发布时间:2019-04-25 15:31:55


摘要: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特别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全面实行以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员额法官的办案压力不断增大,因此,推进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是破解人民法院“案多人少”难题、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的重要治理路径。

关键词:基层法院派出法庭 繁简分流 制度建设

1.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以兴隆县北营房人民法庭为例

1.1北营房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现状-1(“一乡一庭”)+1(中心法庭员额法官)模式

笔者所在的兴隆县法院北营房法庭(中心法庭)年收案量约在300件左右,员额法官仅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三名。北营房法庭共管辖北营房镇、李家营镇、平安堡镇、大水泉镇案件,其中李家营镇、平安堡镇、大水泉镇分别设有“一乡一庭”。案件繁简分流主要由笔者进行分流,采取的是“1+1”模式。笔者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案件在征得原、被告同意的前提下,按照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将案件推送至平安堡、大水泉、李家营“一乡一庭”;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属于北营房镇的或者是外地的有调解可能的案件,推送给笔者。

笔者自20175月到北营房法庭工作后,开始探索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通过对比审判管理系统内的立案数,该机制现已经初见成效,具体见下表:

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内立案数对比表

20175-12

263

比去年同期系统内立案数减少比例

20185-12

235

10.64%

20181-4

119

比去年同期系统内立案数减少比例

20191-4

46

        61.34%

1.2北营房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存在的问题

1+1”推送模式,基本实现了案件的繁简分流,适应了人民群众多元化解决纠纷的司法需求,但是在案件分流机制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进行了归纳。

1.2.1 一些当事人抵触“一乡一庭”,不同意将案件推送至“一乡一庭”进行调解,导致审判资源的浪费

有一些标的较小原告又持有借条原件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离婚不涉及财产纠纷的案件、赡养纠纷案件,在推送案件前,笔者会向原告出具诉前调解告知书,告知其诉前调解的特点、法律效力,消除其内心认为只有法庭判决或调解的纠纷才有法律效力的顾虑,并告知原告如调解成功可以节省诉讼费等优点。大部分原告在知悉上述内容后,同意中心法庭将案件进行推送,但是仍有一部分当事人抵触“一乡一庭”,认为“一乡一庭”的陪审员法律专业知识不足,不同意推送。鉴于诉前调解要首先征得原告的同意,若原告不同意推送,将导致这些简单的案件由法官进行调解,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

1.2.2 “一乡一庭”人民陪审员对系统操作不够熟练和规范,工作效率较低

在实践中,中心法庭立“登“字号案件生成案号后,通过诉调对接系统将案件推送至“一乡一庭”,个别“一乡一庭”人民陪审员因业务能力不足,对推送的案件不能及时在系统内进行接收,而是等待中心法庭送达纸质卷宗。既浪费了时间,又降低了诉前调解的效率,特别是推送案件量大的情况下,案件临期还未组织调解的情况仍有存在。

有的案件无法调解,因“一乡一庭”人民陪审员对系统操作不够熟练,未将案件在系统内退回或者报结案件不规范,导致中心法庭无法接收案件进行排期,影响了基层法庭的工作效率。

1.2.3 对于调解成功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中心法庭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存在问题

例如,笔者最近审查的一起因某业主委员会拖欠某某煤款的案件,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在“一乡一庭”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人民调解员将案由确定为拖欠煤款纠纷,在协议的主文中负担义务主体不明确,是业主委员会承担给付责任还是该业委会负责人承担给付责任,模糊不清。导致法官在做司法审查笔录时发现上述问题,无奈将案件退回,要求其重新做协议。重新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降低了当事人对“一乡一庭”的认可率,更增加了中心法庭员额法官的工作量,违背了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初衷。

2.制约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改革的因素分析

2.1民商事案件繁简区分标准不统一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将案件的事实繁简程度、社会影响大小、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指导意义等作为划分繁简案件的主要考虑因素。[1]但是该规定过于原则化,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而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并未针对派出法庭受理案件出台明确的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在派出法庭主要是由派出法庭的庭长,根据自己对已收案件性质以及案情进行把关,依据个人的审判经验来判断案件的繁简程度,对案件进行分流,这种分流标准的优点就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较为灵活。

但是在实践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各个派出法庭对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标准不统一,而兴隆县人合性较强,当事人经常是亲戚连亲戚,朋友连朋友,这样就容易造成当事人的误解。有的当事人认为同样是派出法庭,我的朋友在当地起诉5,000.00元标的案件都没有进行推送,而我10,000.00元标的案件都进行推送了,误认为法官故意给其造成诉累,不利于矛盾和纠纷的解决。如果有明确的标准,法官可以对当事人进行释明,涉及5000.00元标的的案件可能是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或者案件的事实不清,无法进行推送。涉及10,000.00元标的的案件可能是法官已经与被告进行联系,调解可能较大。

2.2 民商事案件法官业绩考核机制不健全

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及上一级法院主要是对员额法官审判流程系统内结案数进行考核,对诉调对接系统中“登”字号案件、诉前调解案件中调解成功的案件考核较少。在案件繁简分流改革中,诉调对接系统中立案并调解成功的案件更符合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的理念,更有利于将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避免信访隐患,调解并履行的案件还能减缓执行工作的压力。一个案件能够在诉前调解,法官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要多于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如忽视对员额法官诉调对接系统内的案件进行考核,这样不健全的考核制度往往会打消派出法庭庭长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推送案件的积极性,造成盲目的追求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内的立案数和结案数这样错误的政绩观。

2.3简式裁判文书无统一格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推行裁判文书繁简分流。对于简单案件区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简单案件,加强说理;第二类为,其他简单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简化说理。

现行智审系统中,仅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判决书和调解书格式,无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格式,且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和上一级法院并未公布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文的具体格式。笔者及一些法官担心案件在审结后,如有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的主审法官是否认可这样简洁新型的文书书写方式,因此对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存在畏难情绪。

2.4派出法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我们已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也已经实现了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信息公开、部分案件庭审直播公开等,这增加了法院受理案件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有力地推进了“阳光司法”。去年,笔者积极探索并成功对一起简单案件进行了互联网庭审直播,实现了法官、书记员到庭,原、被告通过手机或电脑在办公场所或者家里就能够参加庭审的新型庭审模式。但是笔者所在的派出法庭是不具备互联网庭审直播功能的审判庭,因此,只要需要互联网庭审直播的案件就需要法官及书记员从法庭驱车到法院进行庭审,并且还要选择其他庭室不使用该审判庭时进行排期,极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

此外,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因办公经费拮据,无力购买需要开发的系统软件,故法庭未安装庭审语音识别系统。庭审的记录工作仍需要书记员手动记录,并没有达到“庭审职能化”程度,智能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5 派出法庭新型开庭方式、送达方式适用率不高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创新开庭方式。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庭。证人、鉴定人、可以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等作证。但是上文已经论证过,鉴于派出法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设备条件有限,互联网庭审直播模式适用率不高。

此外,《意见》中明确指出,积极运用电子方式送达。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但是由于一些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并未意识到电子送达方式的便利性,对于电子送达的操作流程不够熟练,电子送达流于形式。

3.完善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3.1基层法院应加强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及其配套制度建设

最高院出台的《意见》及《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可操作性不强。为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制度规定,科学划分案件的繁简标准。划分标准应将案件程序上的繁与简和实体上的繁与简结合起来。

3.1.1 从案件程序上划分繁简

从案件的程序入手,划分为简的案件一般需要符合下列程序条件:(1)通过传票传唤或者其他简便方式通知,原、被告均可以随时到庭,或者借助微信、QQ等电子传输方式可以远程进行诉讼的案件;(2)当事人之间对案件事实争议不大;(3)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但是案情简单,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反驳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4)无需追加当事人的案件。 

划分为繁的案件一般需要符合下列情形:(1)需要公告的案件;(2)需要鉴定、审计、评估的案件(3)需要追加当事人的案件;(4)环境污染等新型案件;(5)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规定,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立案受理、指定审理、指定管辖,或者其他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案件、再审案件不适宜采用速裁审理,故此应从制度中将上述案件划分为繁,避免将上述案件推送。

3.1.2从案件实体上划分繁简

笔者认为从案件实体划分繁简,除了从宏观上规定划分标准,更需要法官灵活掌握,结合审判经验进行繁简分流。笔者认为,从如下两方面进行划分:

第一,从案件类型上进行划分。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规定:(一)家事纠纷;(二)相邻关系纠纷;(三)劳动争议纠纷;(四)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五)医疗纠纷;(六)物业纠纷;(七)消费者权益纠纷;(八)小额债务纠纷;(九)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纠纷。因此,我院应出台具体的制度将上述案件中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划分为简,切忌不能只看涉及上述类型的案件就“一刀切”全部推送至“一乡一庭”,否则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不满,与繁简分流机制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从案件要素进行划分。如从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大小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繁简划分更为科学。如笔者审理的一起案件,涉案标的仅为50元,案件的事实也清楚,但是就是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我们就不能机械的将案件划分为简而进行推送,这种情况最好将案件推送给法官本人,调解不成的情形下,及时安排开庭,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2健全民商事案件法官业绩考核制度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重新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员额制改革以后,已经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为员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制度保障。笔者认为,与法官员额制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法官的业绩考核制度,该制度的设立应合理的对员额法官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监督,更应实现对员额法官工作的激励功能。《法官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内容包括: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本文着重论述的就是考核机制中法官的审判工作实绩,多数法院对审判工作实绩的考核还停留在对员额法官审判流程系统内的案件的考核,如对案件的数量、结案率、案件的质量(发改率)、案件的调撤率等进行评价。

传统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案件繁简分流、矛盾多元化解决的理念,法院在制定考核制度时,在传统考核项目的基础上应新增对法官诉调对接系统中案件繁简分流率及调撤率的考核。否则,不论是法院还是法官个人容易盲目追求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内案件数和结案率,将案件繁简分流,诉前调解工作流于形式。

此外,审判工作实绩考核制度中应增加员额法官受理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简式文书适用率、网上开庭适用率、网上送达适用率、网上质证适用率等,这些项目的考核将为“划分为简”的案件分流调解奠定基础,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3.3制定规范的简式文书样式

最高院出台的《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中规定:“采用速裁方式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应当当庭宣判并送达。当庭即时履行的,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笔录中记录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这一规定,已经对采取速裁方式审理的案件简式书写文书提供了依据。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深刻地感受到一些简单案件如套用智审中的格式,有很多重复论述。如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小标的案件,如果能够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简式文书书写格式,可以避免法官对简单事实的重复论述或将简单事实论述复杂化,更利于法官集中精力钻研疑难复杂案件,减轻法官的工作压力。由于目前智审系统中无上述文书样式,因此基层法院应统一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的样式,避免各个派出法庭之间所出具的文书样式“五花八门”,也消除法官内心对简式文书可能不被认同的顾虑。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简式文书的推广更有助于实现司法为民理念。因基层法庭受理案件的当事人多为农民工或法律知识较为匮乏的城镇居民,简式文书更为通俗易懂,方便当事人一目了然的了解裁判内容。因此,基层法院应尽快出台“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格式。

3.4加强派出法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以信息化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审判制度高效运行和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2]目前笔者所在法院使用的审判流程管理平台,已经基本实现了智慧法院建设。如法官操作智审系统可以自动选择文书类型,生成相应类型的文书,原、被告的信息和诉辩称均自动生成,提高了法官的工作效率。文书书写完毕后,法官可以将文书上传通过文书纠错系统对文书进行校验,精确校验到标点符号、当事人称谓出现的次数、诉讼费数额、法条引用等,可以避免文书中一些低级错误的发生。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一名员额法官,已经深刻的感受到在“互联网+ ”时代,信息技术就是先进生产力,对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而言,如无信息技术支撑,仅依靠法庭一辆“人力车”无法走的更远。据此,笔者认为派出法庭的信息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提升办公条件和更新办公设备,应是法官办公理念的提升,即依托智慧法院和互联网平台,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工作的透明性,减少人民群众的诉累和顾虑,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笔者建议,基层法院应为派出法庭开通互联网庭审直播功能,方便法官使用“互联网模式”进行庭审直播。特别是案件的当事人是外地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互联网庭审直播模式将打通当事人与法院的“最后一公里”。此外,笔者还迫切希望为派出法庭配备庭审语音识别系统,对于一些案情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书记员可以不到庭,通过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识别出的笔录和庭审光盘即可还原庭审现场,让书记员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案件送达和电子卷宗扫描等工作。

3.5创新案件的立案方式、送达方式和庭审方式

前文已经论述了当今是“互联网+ ”时代,特别是北营房法庭管辖区域内的乡镇所辖的一些村距离中心法庭较远,交通不便。针对这种情况,第一,笔者在工作中,积极向具有一定网络常识的当事人推广“微诉讼”立案。所谓“微诉讼”立案就是通过微信中的小程序进行立案,该小程序中有对诉讼风险的评估、可以智能生成诉状、方便当事人立案的同时也让其知道其诉讼的风险,有效的避免信访隐患;第二,笔者要求该庭工作人员在收案时要求原告填写地址确认书,如原告同意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就让其将微信、QQ、电子邮箱账号填写在地址确认书中。在向被告送达过程中,同样征询其意见,在其同意的前提下采用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其送达除判决书、调解书以外的相关法律文书。例如,笔者所在的派出法庭最近受理的一起周某诉袁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情为周某在袁某工作的商场购买衣服,由于周某要求退款,袁某就将周某的信用卡与自己的支付宝绑定,进行了300元的转账退款,但是没有及时取消绑定,导致袁某由于操作不当,误将10000元转账到周某的信用卡里。后袁某迅速赶到银行说明缘由,银行与周某预留的电话联系,均无法联系到周某,故将其起诉至北营房法庭。接到案件后,笔者经过分析,要求该庭干警按照原告诉状上的地址进行送达,并取得了周某的联系方式。送达过程中,了解到周某并不知道信用卡转入现金的事实,并对袁某将其诉至法院有一定情绪后,承办人及法庭工作人员多次给周某做工作,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周某承诺如确有此事,同意返还款项。法庭工作人员又通过电话与袁某联系,得知其在北京居住,如请假到庭调解可能会扣工资,最后征询双方同意,决定用手机微信远程调解,后又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将调解书送达给袁某。

此外,笔者建议派出法庭可借鉴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及各基层法院创设的“门诊式”庭审模式,庭前由法官助理集中对一定数量当事人完成有关程序性工作,法官围绕诉讼请求进行实质性庭审,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庭审结束后原则上当庭制作令状式判决、当庭宣判、当庭送达、法官可以像医生门诊看病一样集中时间对批量的简易案件快速审理。[3]

3.6派出法庭应加强对所辖“一乡一庭””工作的指导

笔者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案件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前提下,按照被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将案件推送至平安堡、大水泉、李家营“一乡一庭”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调解,探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已初见成效。笔者建议,应加强对派出法庭所辖“一乡一庭”人民陪审员案件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切忌不能将划分为简的案件推送后,就不再过问。由于人民陪审员或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有限,但“一乡一庭”设置在当地,虽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但是如果当事人在“一乡一庭”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中的内容不明确,申请到法庭做司法确认,承办法官发现调解协议的给付主体不明确、给付期限不明确等,当事人需要重新返还”一乡一庭”做人民调解协议,反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因此,派出法庭应加强对“一乡一庭”工作的指导,在其制作调解协议过程中即应进行指导,“一乡一庭”人民陪审员应接受法庭指导,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法律问题,及时与员额法官联系,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精准性。

 

 

 

 

 

 

 

 

 

 

 

 

 

 

 

 

 

 


[1] 肖雯雯.人民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设研究[J].中国审判.2016(11):23

[2] 陶萌萌.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M].2018.6.载于知网

[3] 李汝健.胡曲云.深圳法院推出简易民商事案件速裁改革.人民法院报.2013.8.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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